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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9章 惊惧（第2页）

崇祯在武英殿中，几乎一夜未眠，烛光映照着他冰冷而疲惫的面容。

他深知，此刻绝不能示弱，更不能承认“逼死勋贵”的指控，必须迅速稳住局面。

天刚蒙蒙亮，崇祯便连续下达了两道旨意：

第一，李国瑞虽有过失，然念其祖上功勋。许其七岁幼子承袭武清侯爵位，以示皇恩浩荡，不绝其祀。

第二，重申前旨，武清侯府（现由其母或家族长辈代为管理）必须拨付十万两白银予李国臣，以全其兄弟应得之份，同时，封李国臣为奉恩伯。

这两道旨意，可谓用心良苦，让幼子袭侯，既安抚了李国瑞一系，也便于朝廷日后控制，更向其他勋贵表明皇帝并非要赶尽杀绝，维护了勋贵集团的整体体面。而坚持让侯府出钱给李国臣，则是明确告诉所有人，皇帝并不是要杀李国瑞，而是要调和李家兄弟的矛盾。

与此同时，崇祯通过司礼监向外放出了风声，语气充满了“无奈”与“惋惜”。

“陛下本意，乃念及武清侯李家乃国之勋戚，不忍其兄弟阋墙，惹人笑话。故而略施薄惩，意在警醒武清侯，促其兄弟和睦，实乃一番保全之意。孰料……孰料武清侯竟如此心窄，致有今日之变，实非陛下所愿，闻之亦深为痛心……”

这番说辞，将崇祯的角色从一个“逼迫者”巧妙转变为一个“调停失败”的“惋惜者”。他把李国瑞的死因归结于其自身“心窄”（气量小），将自己摘了出来，尽管明眼人都知道那削爵的威胁是何等沉重，但在政治上，这层遮羞布必须要有。

崇祯强撑着精神，处理完李国瑞的善后，又应付了几波前来试探或劝谏的官员。

终于，在批阅一份关于陕西灾情的奏章时，崇祯忽感一阵头晕目眩，眼前发黑，险些从龙椅上栽倒，王承恩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唤来太医。

诊脉的结果是“忧思过度，肝气郁结，邪风入体”。简单说就是心力交瘁，病倒了。

皇帝病倒的消息被严格封锁，只有少数近侍和内阁重臣知晓，但皇宫内骤然加重的戒备和御医频繁的出入，依旧让外界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。

崇祯躺在龙榻上，额头上覆着湿巾，身体滚烫，意识异常清醒，但他却没有往别的地方想，只以为是自己真的劳累过度了。

太医院照例开了疏肝解郁、宁心安神的方子，药煎好后由内侍试尝，再奉到他面前。

然而，一连服了几剂，病情非但未见好转，反而有些加重了，头晕愈发频繁，身体时冷时热，咳嗽也带上了痰音，他开始觉得不对劲，太医院的医术纵然不是天下无双，但也不至于连寻常劳碌之症都束手无策啊。